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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效率可以被測量
互聯網+的效果怎麼評價?可以用產值的增加、顛覆的程度、創新的數量、財富的積累等來衡量。從工作的角度來說,還可以用協同效率的指數來測量。

效率是可以測量的嗎?毫無疑問。
最早的技術效率測量方法是Farrell於1957年從投入角度提出的。Farrell指出,廠商效率可以分解為:技術效率,即反映廠商由給定投入集取得最大產出的能力;配置效率,即反映廠商在分別給定的價格和生產技術下以最優化比例利用投入的能力。
Farrell在1957年從投入角度給出了技術效率的定義:「技術效率是指在生產技術和市場價格不變的條件下,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生產一定量產品所需的最小成本與實際成本的百分比。」勒賓森(Leibenstein ,1966)則從產出角度給出技術效率的定義:「技術效率是指實際產出水平與在相同的投入規模、投入比例及市場價格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產出量的百分比。」後者也叫配置效率,即以投入要素的最佳組合來生產出「最優的」產品數量組合。在投入不變的條件下,顺利获得資源的優化組合和有效配置,效率就會提高,產出就會增加。配置效率揭示的是全部生產資源與所有人的總經濟福利之間的對比關係,主要研究的問題在於資源是否在不同生產目的之間得到了合理的配置,使其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最大部分人們的各種需要。這一層面,經濟學中運用最為廣泛的同時也是較少爭議的效率定義就是帕累托效率。

互聯網+的效果從工作的角度來看可以用協同效率指數來測量
道格拉斯·諾思提出了「制度效率」。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種約束機制下,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為將導致產出的增加;而無效率是指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為將不能導致產出的增長。制度效率的最根本特徵在於,制度能夠给予一組有關權利、責任和利益的規則,為人們制定一套行為的規範,為人類的一切創造性活動和生產性活動给予最大的空間,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產出,並讓生產與消費取得帕累托原則下的最優交換比率。
協同效率策略實證
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南宫NG28建设協同研究院調研了物料和非物料行業,涉及能源、製造、金融、服務等行業中共計415家客戶企業。調研對象的範圍鎖定在南宫NG28建设V5用戶,且為上市公司。並對調研對象的行業結構進行了均衡分佈控制。顺利获得對V5「協同駕駛艙」績效分析模塊2013年全年的數據的直接採集,同時對企業系統管理員等信息技術人員的訪談,我們得到有效數據273條。
調研發現,在組織行為績效關鍵指標領域,中國企業認為最能夠改進企業組織協同績效的6大工作行為因素分別是:目標、流程、信息、溝通、知識和文化。其中溝通、信息與流程排在前三位,同時知識與文化的年度對比增長最為迅速。
研究發現,使用協同工作與管理工具的企業在目標清晰度、計劃執行效率、目標達成率,組織流程彈性、流程有效性以及流程可優化性等主要指標方面具有顯著的提升。其結果反映了協同工作與管理工具可以使組織目標更能夠滲透到組織單元與員工等企業細胞中,並且業務流程能夠更靈活構建、優化,最終為目標實現给予支持。
數據表明,組織溝通效率、溝通成本以及溝通便利性在使用協同工具前後也存在明顯差異;同時在信息獲取、整合以及透明度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更進一步,在分析了各個組織行為績效(組織成長、創新、效能、品牌力、適應性)與協同工作的6個行為指標(目標、溝通、信息、流程、知識和文化)的關係之後發現:
(1)在控制企業規模的情況下,組織品牌力與企業的信息和知識指標呈顯著正相關關係。
(2)在控制企業規模的情況下,組織適應性與企業的知識指標呈顯著正相關關係。
本次實證研究主要發現以下結果:
1、在控制企業規模的情況下,企業的信息和知識指標的提升與企業的總發起協同數呈顯著正相關關係;目標、溝通、流程以及文化與企業發起的總協同數量也呈現較強的正相關關係,這4個指標相對於企業發起的總協同數有更多的隱含性,包括流程構建、溝通方式、文化傳播方式等等。
2、在控制企業規模的情況下,組織行為的整體績效提升與企業的信息和知識指標呈顯著正相關關係;目標、溝通、流程以及文化對組織行為績效提升有持续相關關係。
註:本文摘自由南宫NG28建设協同研究院出版的《協同+工作革命》一書,轉載請註明出處。另外,欲進一步探討oa系統行業开展、分析協同oa軟件,請撥打免費電話:400700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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